菌类和女性在历史里的不可见性：
对于M.F. Lewis 实地菌菇手稿的分析
注：中文版文章首发于果壳自然
前言
关于蘑菇的历史讨论是无法和植物学的历史分开的，因为直到1960年代之前人们都把菌菇认为是植物里的一种。人类对于自然的探讨和理解也映射着自身社会。我们把生物划分成三六九等，给一些贴上“原住民”，善类的标签，而把其他理解为“入侵者”，寄生者，腐蚀着周围的一切。甚至于，这样的阶级化的理解里贯穿了性别意识形态。根据传统的林奈分类方法，菌菇被视作为低等级的植物，而这和研究蘑菇的学者们之间的性别产生了互相构建。本文将关注于M.F. Lewis 的菌菇实地观察绘稿来讲述维多利亚时期自然科学界对于性别和菌菇的偏见和不可见性。
“我们需要把植物领域去女性化”
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英国流行文化里，植物学是作为一种时尚和优雅的象征，广受中产阶级推崇。尤其是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学习和培养自然知识特别适合中产女性 —— 这不仅能提升她们的文化水平，还能帮助她们更好地教育孩子， 成为更好的母亲。 这一现象根植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家庭意识形态。也是从十九世纪起，“家庭主妇”主内教育小孩和男性在工业化社会工作的性别分工才成型。在1790年代到1830年代之间，植物学的著作大多是由女性创作的。这一时期的植物学风格继承了浪漫主义风格，通俗易懂，以多种形式结合着展现植物在使用层面和文化层面的作用。譬如，由女性创作的植物主题的小说、水彩插画、诗歌，以及家庭植物使用指南。
到了1830年代，植物学领域虽依然是性别化的且反映性别劳动的分工，但它与性别之间的关系却被反转过来了。伦敦大学的第一位植物学教授名为John Lindley。 他在三十年代开始提倡植物学应该被专业化，规范化为一种科学探究。而为了达到这样一种新的植物学给人的更正统的印象，第一步就是要对植物学的去女性化。他认为现有植物学研究意义匮乏的原因需要追究到植物学的女性气质和女性植物学者在领域里的主导，而非知识探讨深度的本身。在Lindley及其余男性自然科学学者的努力下，到了1860年代，“植物学家”， “botanist“， 一词变得几乎只被用于指代男性自然科学学者。植物学也从流行于维多利亚中产女性的消遣文化变成了“实利主义植物学”。这使得植物学更加注重研究性质而非形式上的多样性表达，美感和通俗沟通。Lindley还对植物科学进行进一步的“低级”和“高级”的分类。例如，他为“业余读者们”编写专门的《女士植物学》一书作为知识简易化的入门读物。通过诸如此类的行为，科学知识得以被等级化和性别化。也是自此之后，科学界对从事植物学女性的评价开始充斥着轻蔑。譬如，John S. Forsyth讽刺地称呼女性植物学家为“迂腐书呆的老姑婆”。在1832年的一刊《泰晤士报》中，报道者对于有一些女性观众出席了英国科学促进会的会议也作出不赞赏的评价，认为这简直是“玷污了科学的尊严”。尽管如此，十九世纪的英国植物学的研究方法仍然无法避免一些浪漫主义遗留的痕迹。这在植物学的研究方法中体现为学者们更倾向于采用肉眼或借助显微镜等仪器观察的形式而非依赖于理论研究或实验。
在这样的环境转变里，女性植物学者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个更复杂，甚至可以说更艰难的处境。她们不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受益者，而是被当作绊脚石，伟大人类知识发展里摆不上门面的一个前言篇章。这样的“不入流”不止体现于性别等级里，也体现在生物等级里。直到1960年代之前人们都把菌菇认为是植物里的一种。而且根据传统的林奈分类方法，菌类被视作为“低等级的植物”，作为一种奇怪的，和死亡意象挂钩的，不可捉摸的存在。机缘巧合，菌类和女性学者便有了这样被边缘化的处境共通性。因此虽然1830年代之后植物领域的话语权已经被逐渐去女性化，真菌学的研究却得以免于这场专业化男性化改革 – 专业的自然科学者们并不屑于花费精力规范化这些低等的，不入流的植物。这便造就了真菌学领域在维多利亚时期依然由女性主导的局面，且直到今日，“女巫”等阴柔的气质依然和菌菇给人的感觉相连。
在水彩画稿里找寻研究性质的踪迹
M.F. Lewis 就是19世纪末期的一位女性真菌学家。Lewis 一共产出了三卷水彩绘画的菌菇实地观察稿。这些田野画稿和笔记也是直到近年来才被大众所发现，并被整理成一本书Fungi Collected in Shropshire and Other Neighbourhoods: A Victorian Woman’s Illustrated Field Notes，由伦敦丘园出版。根据书中有记载的日期，她的实地研究时间至少从1860年开始，一直延续到了1903年。通过对于她的田野笔记的阅读观众们能轻松地构建一个关于她日常研究状态的想象：日复一日地在呆在森林里，草地里，花上数小时寻觅，观察并绘制真菌。正如绝大部分知识探索，这样的研究很少得到及时的，有物质形式的回报。介于她的女性身份和菌菇的地位，Lewis所产出的知识更是难以被重视或当作任何有现实意义的产出。也有一些女性菌学家采取了更有策略性地方法使得自己的产出能被更好的看见，继承了1830年以前的通俗读物的知识承载形式。譬如Sarah Price，她是和Lewis同时期的菌菇学者。同样主要做的是用水彩绘画菌菇，她的作品出版成书，传播于对菌菇感兴趣的订阅读者们，其中女性读者仍占据多数。
要重新理解这一段历史，要看见自然科学领域的偏见，便要从证明女性菌学者的产出是有研究意义开始入手。Lewis代表了那些尽管有明显贡献，却依然被科学机构和公众所忽视的女性们。她们在科学史上的贡献具有模糊性和匿名性，以于直到今日她的缩写M.F.所代表的名字我们都不得而知。通过探讨这段历史的“看不见的”和“看得见的”，我不得不对科学领域的名人贡献排行产生质疑。
首先能反映Lewis作品的研究性质的是她对于画稿的分布排列。在风格上来说，Lewis对真菌绘画是写实的，细致的。这符合19世纪的常见植物插画风格，是自启蒙运动时代以来就流行可见的，常见于殖民主义帝国的宫廷。这种风格不仅准确地描绘了植物和菌菇的生长细节，且旨在兼备美观装饰性。可Lewis的作品并不单纯地的局限于美感和对艺术风格的追求，这在首先体现于她手稿的分组和空间安排。比如，第一卷的第16页收录的全是有关于在一个叫Ludlow的社区里观察到的菌类，并逐一标注了拉丁学名和观察日期。下一页则列出了不同日期所观察到的马勃菌和地胆菌（假马勃菌），它们的地域分布松散，跨越多个地区。这种对于田野笔记的排列整理，加上笔记本中随机留白的页面都在体现Lewis规划和整理她的观察的过程。她旨在为后续的研究作铺垫，整理菌菇种类，或某一地区在特定时间段里的真菌活动情况数据。第一卷中有多次重复记录同一类真菌的例子，比如宽鳞多孔菌，在1861年和1889年都有出现。这种方法既可以用来研究同一菌种的不同生长形态，也可以研究菌种繁殖环境的地域的特定条件。
直到近年来，Lewis对真菌学的贡献逐渐被认可，现在她的名字已被列入了英国真菌学和其他组织。细看她手稿内容中所体现的思路框架，便会意识到Lewis对真菌的了解在当时知识语境里的超前。她不仅仅记录绘画了蘑菇 – 即是真菌的子实体 （真菌还有更庞大的，蔓延在地底和飘散在空气里不可见的部分组成）， 还考虑到真菌生长与环境条件之间的潜在相互关系。这一点在第二卷第17页的插图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右下角她画的珊瑚菌单独存在，而页面中部的几种菌类都展示了它们生长于叶子和树枝的环境。根据当今的真菌学知识，我们知道这些菌类都与特定植物有共生或寄生关系。虽然当时的Lewis不能得知，她的这些对细节是否要绘画的挑选暗含了她对于不同真菌生长条件的猜想。这一细节使我们更能看到她对科学研究的贡献。手稿中还频繁出现将蘑菇翻转过来去描绘它的菌褶的细节图，或者说蘑菇的横截面。这些都于确认蘑菇的细分种类至关重要。菌类也以一种更难以看见，没有子实体的形式存在，而这也被Lewis留心且记录在田野稿里。譬如她多次对叶子和谷物因感染真菌而产生的异态做出记录。通过对她的稿件的细节观察，实在是很难去抵赖她的作品里的研究性质。
女性劳动者在科学领域的不可见性
女性劳动者在科学领域的不可见性刘易斯的工作展示了，作为一名劳作于科学研究中的女性学者，尽管这种劳作有明显的科研性质显却依然是被边缘化的，隐形的。至于Lewis为何选择采用缩写匿名示众，在百年后的我们依然不得而知。她的经历决然不是个例，这代表了许多在科学界里的女性的处境。有许多有名有姓的女性植物学家都经历了类似的困境：Anna Pratt在出版的书中隐藏自己的性别身份，试图对家人隐瞒自己在从事植物学的研究和写作。著名湖区作者Beatrix Potter 也曾非常感兴趣于真菌学研究。然而，她因为性别身份被拒绝在伦敦林奈学会展示研究，只能放弃，最终她转向了关于动物的小说创作。Lydia Becker，著名的女性选举权运动者，在她的Botany for Novices: A Short Outline of the Natural System of Classification of Plants一书中，也使用了缩写的名字L.E.B.。这种缩写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策略型的性别匿名化。女性科学工作者们为了让她们的作品免于受到因性别偏见且能更自由地被社会接受，宁愿牺牲掉了冠名的自我表达。在这样科学知识被性别等级化背景下，隐形和匿名性成为了女性劳动与知识的关系的标志性特征。
自1990年代以来，历史学领域便开始逐渐关注科学史中的性别问题。在199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Sally Gregory Kohlstedt指出，关于性别劳动的构造在科学史中的研究很不常见，也不要提融入主流科学史的讨论。由于在获取知识，社会接纳和能力认可等方面都受到比男性更大的限制，绝大多数女性在科学上的贡献往往处于匿名和模糊状态。这不只关乎做着正统研究的“科学家们”，更关乎在科学领域里做出琐碎的，助理性质的，行政性质的贡献。因为这些“不重要”的劳动里往往隐藏着更多的女性贡献。Kohlstedt提议，应该根据劳动者的自我认知而非社会认同来重新定义何为科学劳动者和知识分子。我也认同，一个更广义的，带着灵活性质的对科学研究领域的定义有利于更贴近还原科学历史。这对女性主义和科学史本身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正如Anne Philips和Barbara Taylor在1980年的著作里所提出的那样，工作的专业与否和社会地位并不在于技术含量和难度，而是劳作者的性别和劳作领域的性别气质。社会对女性参与植物学的态度转变也恰好说明了知识的价值是社会构建且不具有绝对性。
近年来，生态女权主义也着重关注这样的因为性别而对作品产生偏见。Ann Grascia 在2019年的文章中，Anna Atkins的故事强调了女性对科学贡献的历史性被低估。譬如，Atkins对藻类植物使用蓝晒法记录并不是如实证主义者所说的那般缺乏客观性和规范性。反而，如果我们开始接纳一个女性的和去人类中心的视角，这是一种还给植物和自然主体性的“植物自传”式研究方法。在2020年的一篇文章中，Patricia Kaishian 和 Hasmik Djoulakian对真菌学历史做出了一个修订解读，批评了将女性创造的知识排除在科学之外的做法。给女性真菌学家贴上 “民俗创作 “， “入门水平的植物学”和 “巫术 ”等标签的行为是因为她们的存在威胁到了科学中的制度性话语霸权。因此，Lewis的田野手稿有必要被看见和被确认其科研性质。她的经历也应当被视为当时大量女性植物学家和真菌学家的代表。通过对这些匿名女性真菌学者的贡献的看见，本文也挑战了主流科学史中以个人传记和家谱为主的历史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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